福州如何“造像”

“福州造像”这个系列从2004年开始，已经攒下了一厚本的底片。黑白，612片幅；扫底后在flickr上展示的也有86张，看样子还得继续下去；只是越来越觉得拍得不如拆得快，被拆迁的步伐追赶着一直拍啊拍，来不及仔细想一想要如何拍。城市巨变中，该如何为巨变中的城市“造像”，却有点茫然起来。

起初想到用4×5大机器和612后背拍摄福州，是为了象尤金·阿杰(Eugene Atget)拍摄的巴黎一样，事无巨细地记录下城市的每一条街、每一个角落。大画幅相机提供了记录更多细节的可能；使用612后背只是因为它比较符合我的视觉习惯，120胶卷装卸起来也容易，不用背太多片夹外出；黑白胶卷让我可以控制最终影像结果；没想到这么一来，倒成了“福州造像”系列比较统一的形式效果，以及相对细腻的影调；如果说这也算风格的话，风格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不断坚持的结果。

可是“福州造像”却没有尤金·阿杰的巴黎那种在视觉上的单纯洁净。也许福州这个城市本身就不够单纯洁净；无序、杂乱、混搭，如同任何一个变化中的中国城市，可能这就是当下中国城市的现状？我把这些影像给崔涧楠看过，他的建议是让我多在画面中包含时代符号和时代信息，同时多了解福州的文化和历史，在画面中体现这种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；这不能不让我考虑画面的内涵，毕竟架起我的相机就需要至少五分钟：这个画面是不是我非拍不可的？

这似乎与我纯记录的初衷有点悖离，何况许多街景几乎是一转眼就消失不再，我在急于留下一份影像文本和属意创作之间游离，或者说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记录再说，还是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一些我“想说的话”，这对于我是个问题。鲍昆介绍刘宪标拍摄的“桂林新风景”，属于这种摄影师强烈“有话要说”的类型，而俞琼介绍的梁思聪作品，尽管“说”得不那么“大声”，形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下来，也算足够强烈；相比之下，纯记录的“福州造像”，就太温吞水了点；若干年后，我的影像文本，是让人作为档案馆资料呐，还是让人当作一个有话要说的摄影师的作品？

对于个人，似乎后者更有吸引力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影像泛滥的年头，纯记录的影像比比皆是，如果那几张发黄的福州老照片是因为当年拿相机的人太少而珍贵，那么2005年那场百年不遇的“龙王”台风造就的影像之多就足够让人叹为观止；总不至于这纯记录影像是某大师拍摄的就特别有价值吧？记录就是记录，衡量标准应该是你记录了什么，而不是你说了什么。

当然，记录当然不会是客观的，选择画面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客观，有人会说：可以从选择画面中表达自己要“说”的话。所以这时候我特想知道尤金·阿杰当年是如何选择他要拍的画面的，千万别是：我选择我喜欢……

福州如何“造像”，这个问题也许没有答案；不断地选择之后，从一系列的画面中或许可以看到摄影师的观点；在没有答案之前，我还是不要费神去想答案为好；风格是不断探索的结果，想说的话也许是要一个长篇才能说完、说透、说好。任悦曾经翻译过《Image Makers, Image Takers》里头让时尚广告摄影师David LaChapelle“给正在跋涉在摄影旅途中的年轻人一些建议”那一段话：

我最想说的就是，为你自己拍照，而不是市场，或者图片编辑。也不要考虑风格，这都是些表面性的破玩意儿。你关注自己，风格自然显现，比如我从来没有特别考虑过色彩，我只是个性使然地被色彩吸引。拍好照片的关键在于你对它的迷恋。把你头脑里的东西清空，如同一张白纸一样思考，只是考虑你看到了什么，而不要管别人。首先让你自己开心，然后其他人自然会捕捉到这种感觉。

就先这么做着吧，城市化的进程谁也不知道会走到哪里，再过三年，再来想这个问题。

是为记。

补上一张照片：拆迁中的延平会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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