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看到想到的几个话题都与肖像式摄影有关。先是李楠为河南摄影师胡力一组戏装照写了评论文章《向后亦是向前》——《中国摄影》2月号还发了这篇文章和相关讨论,再有任悦推荐英国包子年轻摄影师Boris拍摄大连一个老城区的街景人物肖像;任老师还提供了包子同学的拍摄思路供参考,我认同包子同学将肖像作为历史档案的想法,正好最近也正有打算在《福州造像》系列原有的街景影像中增加福州人肖像的想法,但是任悦转摘了法国佩尼皮昂摄影节的负责人Jean-François Leroy尖锐批评这种很“当代的”用肖像的方式拍摄纪实摄影的手法的一段话:

今天的摄影师已经全然忘记了如何拍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、战争受害者、受到性虐待的孩童、远郊生活、拳击运动员、妓女、变性人、孤儿、吸毒者、移民等等其他一些有关社会、政治、宗教的话题。他们能干什么呢?他们只会拍摄肖像,这些照片已经让我感到厌倦。。。他们按照脚本拍摄故事,那些摆拍的照片,甚至更糟糕的,那些仿照证件照模式的照片实在是毫无意义。没有深度,毫无创造力。

按照任老师的教导,我真的非常认真地把这段话看了三遍,三遍不够又看了三遍,还是不能认同。Jean-François Leroy所提及的那些弱势群体已经被关注了许多年,被所谓的“人文关怀”关怀了许多年;好不容易才从泛爱的“人文关怀”羽翼下解放、不用承担如此沉重的“关怀”任务,我都替纪实摄影松一口气,让摄影回归记录和留念的本质也没什么不好;一窝蜂都去“关怀”——这种“关怀”多少有点伪善的意味,因为它从不曾“关怀”过强势群体——Jean-François Leroy说的弱势群体,和一窝蜂都去摆布构图整齐划一的肖像,完全是一丘之貉,撩起它们的皮袍下面都会露出“跟风”俩字,我们讨论的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,我们要说的是:为什么要拍摄肖像?

即便不是为了新闻报道而作,传统纪实风格的作品也还是快速消费品,无论是Photojournalism还是Documentary;数码影像泛滥更加快它们的贬值速度;能够在墙上挂得住、掉不下来的影像少而又少。而一张肖像,尤其是含有大量细节的肖像,却能够长时间唤起至少一小部分人的情感共鸣;至少对这一小部分人来说,肖像是耐用品;其“耐用程度”随时间增长而增长,其影响力随着它所能唤起共鸣的人群数量扩大而扩大。仿照证件照模式的照片除了未必能体现摄影师创造力的缺点之外,其意义和深度似乎都比传统式纪实摄影作品来得久远和绵长,因为它是针对个人的历史档案:首先它确定无疑针对被摄者,按下快门这一瞬间,他的面貌、精神状态、所处环境……等等等等,我们能从镜头前面的眼睛和面孔读到不少信息;其次,幸运的话,通过画面(或一系列的画面)还能体现摄影师的观点,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后面的眼睛读到镜头后面的大脑。

在解读象戴世恒《猎德肖像》或者英国包子中画幅肖像这样的作品的时候,第一感受会是社会学的,这样或者那样的面貌衣着器物环境提示许多社会学人类学信息,第二感受才是摄影的,从这个角度上说,姜健的《主人》或者林添福的《半个世纪的爱》显得要比戴世恒和英国包子老到;肖像不仅仅是档案式的,还是摄影的。

对于我自己,更强烈些体会到肖像式摄影震撼力的作品,来自一本叫《破碎的梦想》的画册。其中吉莉安·埃德尔斯坦关于南非种族和解后的遗留问题的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》的作品,以及多德·米勒拍摄“鸟人大赛”的《博格诺的飞行者》,都是肖像式摄影;还有最近频繁被国内摄影媒体介绍的马克·鲍尔的《航海天气预报》,更是揭示了另一种“纪实摄影”的可能性,不过那已经是“纪实摄影”“落点在哪里”的问题,离今天讨论的话题远了点。

如果摄影师可以将因为表现需要而肖像与为赶时髦而肖像区分开,为什么是肖像似乎不应该是个问题。

“为什么要去登山?”
“因为山在那儿。”

貌似很哲理,其实很无厘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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